翻譯家王智量 學兩種外語就足夠
“我飲下晚香玉的苦酒/秋日天庭的苦酒/其中有你的背離釀出的急切的水流”。這是84歲的翻譯家王智量新譯的《帕斯捷爾納克詩集》節選。王智量先生一生坎坷，但勤于學、精于思，雖艱難困苦卻詩歌不離手。迄今，他直接譯自英、法、俄等國三十多種作品都廣受贊譽。
在采訪當天，記者發現他家墻上掛著一幅屠格涅夫畫像，旁邊有屠氏的兩句散文詩：“你想要幸福嗎？先得學會受苦。”在他看來，無論過去的經歷如何困苦，萬機碎紙機但現在他是幸福的，“因為有出版社可以出我的全集了，你看，我又開始重新翻譯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了”，王智量老人拿出他翻譯的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上一版，指著他用紅筆修改的每一處字句，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。
王智量從小就對古詩詞展現出濃厚的興趣。讀書時代開始接觸一些新詩，自己也偷偷地寫一些。后來學習外語之后，自然地走進了西方詩歌。
年，他在哈爾濱外國語學校進修俄語，在街角的一個書店，他第一次見到了普希金的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，那還是一本插圖單行本。回到北大后，他對照著呂熒先生的中譯本和一個英譯本一句句讀，看不懂的和覺得譯錯的地方，就去請教老師。就這樣，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，完全用課外時間和自學方式，把普希金的這本詩體小說中的四百多個十四行詩節全都背了下來。
但是，這本他鐘愛的書，卻成了他的苦難的來源，因為翻譯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，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，下放到山區農村，面對未知的未來，他第一次感覺到無力和迷茫。可是在一個更匪夷所思的場合下，他找回了他的理想和堅持。
“1958年的5月里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東部太行山區農村的頭一天，中關村科學院社會樓第三層里安靜極了。”王智量說，“我坐得實在無聊，就去廁所小便。站在那個白瓷便池前正發著呆，忽聽得有人走進廁所。我轉過身卻見所長何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，我不敢開口，也不知該說什么。在這種時間，在這個地方，我萬萬料想不到其芳先生低聲地、匆促地、也是認真而嚴肅地，用他濃重的四川口音，對我說了這樣一句：‘《奧涅金》你一定要搞完咯！’忽然間，我的萬念俱灰的世界里有了一線光明：我還不是一個已經放逐的、一無用處的人，還有人對我抱著希望，要我繼續翻譯下去。”
如今，王智量先生翻譯的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的譯本已兩次出版，84歲高齡的他繼續著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第三版的翻譯。
我孤獨，但我幸福
王智量先生新譯的帕斯捷爾納克詩集，翻譯完成兩三年，卻無人出版。上世紀90年代，翻譯《屠格涅夫散文詩》，詩的稿費本應按行數計算，但一個出版社編輯卻只肯按字數給他千字20元的稿費，他要求增加一元續簽合同時，得到的答復卻是另找人“改寫”。反觀如今的年輕作家們豐厚的收入，他卻很釋然，“一個人到底需要多少錢？錢的用途對我而言就是果腹和買書。但我還是要呼吁一下，不能委屈文化工作的人。1952年，我寫文章，稿費是每千字6~9元， 60年過去了，物價漲了幾百倍，而稿費現在才每千字70元。這樣文化事業怎么能發展呢？”
“現在的年輕作家受追捧，出版社更喜歡出他們的書，自然有他們的優勢。”王智量先生如是評價，“從創作的角度來看，他們更有才能，更有希望，而我就是個行將落幕的老朽。但我覺得現在一些年輕作家的文化底蘊太差，他們應該謙虛地提高自己。”
八旬的老人，樂知天命。他平時翻譯寫作，空余學習畫畫，還要通過郵件和朋友聯系。他稱自己是老朽，但老而不朽。然而當打開他的畫冊，老先生指著一幅仙鶴作品，眼神又暗淡下來：“我很孤獨，就像這只仙鶴一樣。”此刻的孤獨，他并沒有解釋，然而當記者問到他對幸福的定義時，他的眼神由暗淡變得明亮起來，“我是幸福的，我覺得幸福就是做人有良心。我給學生上課也是這么講的，這就是我的行動指南。”
《饑餓的山村》記錄著一個時代
王智量先生不僅是個翻譯家，中文造詣也非常深厚。1998年在澳大利亞生活時，他用了2年時間完成了小說《海市蜃樓墨爾本》。這本書主要講述了中國人在澳大利亞生活的故事，反映出澳大利亞對于中國人始終是海市蜃樓，無法真正融入。這本書輾轉很久都沒有出版商出版，最后他的一個學生出資找出版社印刷出版，卻遇到了騙子，最終這本書只印了100多本，老人很遺憾。
另外一本長篇小說《饑餓的山村》記錄了在1960年春天，他被派到甘肅省定西縣重災區去支援春耕，他所聞所見的故事。故事和情節主線都是真實的，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他親身經歷的。老人在回憶往事時，眼泛淚光。
那時他們每人每天的口糧就是一個拳頭大小的苦菜團子，外面裹著燕麥和泥土，就像個驢糞蛋。一天，有個50多歲的老太太領了飯團，因為要去上廁所，她就把團子放在了廁所對面的窗沿上，等她出來團子卻不見了。“我看到她就這樣緩緩地滑倒在窗沿下，沒有罵人，拍著腿無力又委屈地說‘我也餓呀！’然后轉身慢慢爬回了自己屋子，從那以后再沒見她出來。”老人說著，眼眶里已充滿了淚水。“這件事直到現在都讓我心酸，在外面吃飯，哪怕剩下一點東西，我都會打包帶回家。”
《饑餓的山村》出版后，他不擔心人們不喜歡他的作品，他擔心人們都看不見那個時代真正發生的事情。“如果大家都蒙住雙眼，那段歷史有可能會再次重演。”
對話王智量：翻譯人的使命
是給別人鋪一條道路
廣州日報：您對詩歌的翻譯是如何把握的？
王智量：把外國的詩歌翻譯成中文，不僅是要讓讀者感受到原作者的激情，還要對我們中國的新詩建設有好處。我們的新詩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建立自己的格律。當代中國的詩歌有各種形式，雖然也有很好的詩歌，但詩歌作為一種文藝形式，應該有它自己的格律。像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長短句等都是如此。所以我翻譯詩歌要求非常嚴格。必須按照原來的韻腳來翻譯。我翻譯詩歌就是希望給中國的詩人提供一個參考，這就是我們翻譯人的使命，給別人鋪一條道路去走。
廣州日報：您想過翻譯國外的當代文學嗎？
王智量：沒有想過。我覺得我們中國人選擇國外的東西，有兩種理由，一種是當代的潮流我要急于介紹的；一種是經過沉淀能給我們東西的作品。而我要引進的恰恰是后者。我曾在國外住過相當長的時間，國外的新東西我也接觸一些，我覺得西方的一些潮流不一定適合我們，也許是我老了吧。
廣州日報：對于讀書您有什么好建議給年輕人呢？
王智量：最開始可以接觸面廣一些。比如，大學一二年級可以涉獵各方面的書，在這里面找到自己大致粗略的方向，然后給自己建個書目。學習應該像造金字塔一樣，基礎很廣，逐漸收攏，最后進入自己的專業，在這個專業領域里走到塔尖，你就會做出貢獻了。
廣州日報：對年輕人學習外語有什么建議嗎？
王智量：盡管我學過7種語言，還翻譯過德文海涅，但我現在真正能用到的也就是俄語和英語。我之前在做報告時，學生們讓我談談學習外語的經驗，我就講了猴子掰玉米的故事。“猴子掰玉米，胳膊下最多只能夾2個玉米，學外語也一樣，除非是語言學的工作，最多學兩種外語就足夠了，再多學也是浪費時間，精力也不夠。”
王智量，男，江蘇江寧人，1928年6月生于陜西漢中。195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俄語系，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。1978年調入華東師范大學，1993年退休。譯著有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、《上尉的女兒》、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等。著作有長篇小說《饑餓的山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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